1968年4月下旬，陆定一被移送到秦城监狱。这是他第一次尝了牢狱的滋味。革命40多年了，在白区做秘密工作随时都准备进监狱，但终于一次次地化险为夷。这次真的进了监狱了，不幸的是，他进的是共产党的监狱。
这座监狱是50年代建造专门关押判处重刑的政治犯的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——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或者叫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，有不少人被关押在这里。陆定一对我们说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事情：这座监狱是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主持建造的，文革中杨奇清也被抓到这里来了。在这里，陆定一脱去身上的衣服，换上黑色的囚衣，钢笔、手表也都被留下了。这里有几座楼房，他被带进其中的一座，楼中通道两旁，铁门上都挂着一把锁。押送他的人把一个小门打开，“哐当”一声，铁门又关上了。陆定一心里明白了，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囚犯了。
牢房的门上，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68164”。它有特定的含义：68——入狱时间，1968年；1——特等犯人；64——这个囚犯的编号。
在这个监狱里，陆定一的名字被这个68164所代替了。
牢房大约只有6平方米，是个单人的囚室。靠墙放着一张木板小床，床很低，离地面只1尺左右。角落里有个小水池，供盥洗之用。没有马桶，只是在水池边设有一个水泥便池，大小便之后，舀勺水冲就完事了。牢房有两道门，里边是铁栏门，外边一道是木头门，门有窥望孔，下面有个6寸见方的小门，用来打水打饭。一个很小的窗子，高高在上，站在地上伸手也够不着。装在天花板上的电灯，开关却安在门外，由看守控制。这个电灯彻夜不关，以便于看守看到囚犯是在睡觉还是在干什么。
每天供应三次开水，每次一杯。囚犯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，每天早上7时哨音一响，立即起床，晚上9时听哨音睡觉。平时不能躺在床上。
每天有一次放风，地点在牢房外地坪上，用墙隔成许多小格，犯人单独地放出来，走进自己那个小格里，谁都见不到别人。两溜小格，一个挨一个，活像猪圈。只有站在高处的看守人员能看到犯人们的活动。
陆定一进了监狱，而审讯他的专案组却一直没有撤销，审讯也仍在继续进行。有时三更半夜突然要提审他，仍然是那几个老题目，讯问完叫他回牢房写材料。有时材料写好了，交给专案组，专案组的人看也不看，当着陆定一的面把它撕掉。简直是在耍弄人。
这样的牢狱生活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周而复始地过着，没有正式审判他犯了什么罪，也没有说明判多少年，要坐几年牢，就这样不明不白当无限期的囚徒。
他继续写申诉，连自己也不知道已写了多少次了，但他还是写，又同样的如泥牛入海，毫无消息。
有一次，专案组看到他的申诉，暴跳如雷，大骂他企图翻案，决定要给他一点颜色看。
于是，陆定一被第二次带上手铐，连吃饭、睡觉、大小便都不给松铐，只有在半个月一次的洗澡时才被摘下来，半小时后洗完澡又立即被带上。铁铐套在手腕上，皮肤磨破，露出鲜红的肉。
长期囚禁在单人牢房里，容易出现两种情况，一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，精神会失常；二是除了审讯而外，没有人和他说话，可能失去说话的功能。陆定一也担心他会出现这种现象，于是他想办法避免。办法之一是他常想一些可笑的事情来哈哈大笑，想不出什么可以笑的，就学京戏中的大花脸，发出哈哈的笑声。办法之二是唱京戏，既发出声音，又让舌头转动，因此他蹲了十几年监狱，并未失去说话的功能。
1972年12月，有一天，陆定一被传唤到了监狱的办公室，那里有三个人等着，向他传达说：中央接到反映，说监狱里有人搞法西斯。搞法西斯是不对的，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最高指示：法西斯式的审讯制度应该废除。今后如有打骂、刑讯逼供等情况，你们可以讲出来，也有权直接向中央控告。
陆定一立即不客气地说：“有呀！我意见多得很，动不动就给人带手铐不就是法西斯，多年来专案组的负责人法西斯罪行很多，刚才说的只是一个例子。”
后来他才知道，被关在这座监狱的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，戴了两年手铐，被活活铐死了。
陆定一思忖，有谁能关心秦城监狱这些囚犯？原来是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被关押出狱后，冒死上书毛泽东，将监狱里种种残酷现象和刑讯逼供等一一揭露出来，周恩来才派了人来传达，不准在秦城监狱搞法西斯。
然而监狱里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善，因为林彪死了，还有“四人帮”在横行霸道。
1975年，中国大地有了一点春的气息。邓小平复出并且进行了“全面整顿”。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，在周恩来、邓小平的推动下，中央在落实政策、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，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，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予以解放，搞清楚的进行平反。这使300多名高级干部获得解放，其中一些人还陆续分配工作。
但是，解放干部受到很大的阻力，阻力来自“四人帮”。这年4月，《红旗》杂志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《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》，气氛又紧张了。江青大肆鼓吹“反经验主义”，影射、攻击周恩来总理。11月初，掀起了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运动，中国又是寒凝大地了。
11月12日，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，讨论陆定一的问题。会议给陆定一定下三条罪状：一、阶级异己分子；二、反党分子；三、内奸嫌疑。会议还作出“永远开除党籍”的决定。这次会议周恩来因为病重没有出席，邓小平与众不同，提出“还是留在党内”，但他孤掌难鸣，这个意见没有被接受。
这个决议被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25号文件下发全国，党内外都传达了，直到居民委员会，范围之广是少有的。
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陆定一作出如此严厉的处置呢？因为他一直拒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，那时又在批判“右倾翻案风”，江青一伙要“杀鸡给猴子看”，就从陆定一开刀。
这份红头文件同时也决定：释放陆定一出狱，离开北京，放回原籍，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养起来。
自从1966年5月8日被软禁算起，到此时已经9年多了，能够出狱回家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不，你要出狱，先要对这些决定签字，这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阶级异己分子、反党分子。陆定一拒绝签字。
监狱外的儿女们望眼欲穿，希望能见到父母，但是9年了，音讯杳然，听到传达文件，希望仍然落空。
起初他们还住在安儿胡同1号，除三兄妹的住房和饭厅外，其他房间全部被封；所有东西包括他们的衣物也集中在那个门上贴了封条的房间里。冬天来了，要衣服穿，得写条子，经专案组批准，批准了还不能自己去拿，得由看守拿给你。
父母的工资停发，他们都还未参加工作，没有收入，起先发给他们每人每月30元的生活费，很快减至6元。女儿陆瑞君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，学校供给伙食，因此只能领5元钱，还说是照顾女的。
他们都被看成“黑帮子女”，不仅受到歧视，也曾遭到迫害。长子陆德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，后转学清华大学，临毕业时被派往京郊怀柔县参加“四清”。返回北京时父亲已被软禁。后来因为莫须有的罪名——参加所谓“高干子弟辩论团”，坐牢达6年之久。
女儿陆瑞君196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，分配到辽宁锦州四中当教师，在那里呆了10年。“黑帮子女”受尽白眼，抬不起头，她练就了脸部不带任何表情的功夫，也不同别人讲话，免得害了别人，而且不会因为说话不小心被人抓把柄。
小儿子陆健，在清华大学读二年级，即被送到江西瑞昌机械厂做工，在那里过了8年。
他们向有关组织写信，一封封都没有回音。兄妹们觉得用老办法没有什么效果，得有新招，他们想直接写信给毛主席。
兄妹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，向毛主席披沥自己对父母的怀念，经历一个通宵，字斟句酌，终于把信写成了。
信发出后，他们翘首企盼能有回音，等来的却是中共中央25号文件：父亲被定了罪，开除党籍。
兄妹们的这封信，毛泽东还真看到了，并亲笔批示：“陆定一、严慰冰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，其子女不受牵涉。”
看了文件，兄妹们都哭了。戴了三顶帽子，开除党籍，政治生命是结束了。但能够放出来，有一条生路，总比关在牢里好。他们盼望看到父亲。但是在北京，没有看到父亲出狱；打听故乡无锡的消息，人们都回答“不知道”。
问专案组的人，他们说是：“他自己不愿意出来。”
坐牢的人不愿意出来，哪有这等咄咄怪事。原来事情是这样：
1975年12月24日，专案组全体6人来到秦城监狱，由组长向陆定一宣布：中央政治局于1975年12月11日开会通过决议，开除你的党籍。你的罪状三项十三条：
第一条罪状：世代做官。
第二条罪状：陆的父亲说过一句话：“两面有人也好。”
第三条罪状：陆在20年代写给叔父的信上有“光耀门第”一句话。
第四条罪状：陆写了一个字据，接受父亲的遗产。
以上四条罪状，合成第一顶帽子：“阶级异己分子”。
第五条罪状：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做了好事，又说秦只有17年。
第六条罪状：1959年庐山会议前，在火车上彭德怀找陆谈过话，陆向他提供材料。
第七条罪状：陆对其弟陆亘16岁时的变节行为写得轻了。
第八条罪状：陆说严慰冰不是反革命而是精神病。
以上四条罪状合成第二顶帽子：“反党分子”。
第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条罪状，各说一个特务头子每人有一句或半句话，与陆在刑讯时的假供词有相同或相似之处。
第十三条罪状：1933年上海共青团中央被破坏，是从陆所知道的唯一的机关开始的。
以上五条合成第三顶帽子：“重大内奸嫌疑”。
就凭这些捕风捉影的罪名戴了这三顶大帽子，显然又是一起“莫须有”的冤案，陆定一当然不能承认。专案组向他宣布：中央决定放你出狱，离北京回老家，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。自由诚可贵，政治生命更为重要，陆定一当时即向专案组人员提出质问：
“重大内奸嫌疑’——‘嫌疑’怎么可以定罪？怎么就能开除我的党籍？还要不要证据？”
专案组张口结舌，无言以答。他们要陆定一回牢房去，陆定一继续义正辞严地逐条驳斥，专案组招架不住，自己走了。
稍有法律知识的人都知道，这些罪状是不能成立的。举几个例子：“世代做官”，怎么也能构成罪状呢？陆定一对我们说过：“专案组的人告诉他，从他这一代往上数第六代，在清朝当过兵部尚书。我没查过家谱，不知道有无此事。即使有此事，也不能算我的罪状。”“接受父亲的遗产”，1937年他从陕北到南京治疗痔疮，家里给了他二千多元。当时中共南京办事处刚建立，缺乏经费，他拿一千元作为党费交给南京办事处；拿一千元给唐义贞的亲属作为去找女儿陆叶坪的费用，还有几百元零钱，作为治病的开销。这能算是“阶级异己分子”吗？
说“秦只有十七年”。庐山会议前和彭德怀谈过话。说“严慰冰是精神病不是反革命”。这些都谈不上是“反党”。陆定一多次说过，他请教过医生，确实有这样的精神病，平时一切正常，发作时候精神就错乱了，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，严慰冰正是属于这样的精神病。
1933年共青团中央被破坏的事，陆定一没有被捕，没有任何错误行为，和内奸嫌疑根本挨不上边。
陆定一坚持申辩、上告，只好在监狱里再蹲下去。
（摘自《陆定一传》，陈清泉、宋广渭著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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